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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迟子建小说中的人文情怀

 

迟子建是中国当代文坛颇具创作特色的女作家,是当代唯一一个三次获得鲁迅文学奖的作家。在三十几年的写作过程中,她坚持自己的创作主张,追求小说真实的生活情调和温暖的悲剧美感,在其作品中自觉建立正确的生命立场与文化立场,从她独立不羁、朴素随意的艺术追求中展示了善良、宁静的人性之光,使其小说彰显出强烈的文化理想和审美追求。

一、热切而执著的温暖情怀

迟子建是一位内心充满希望的温情主义者。在当下喧嚣的文坛里,她仍然在默默坚守着作家的人文精神,始终以韧性的力量在极地之上构筑温暖的文学世界。在小说的审美世界中寻找到内心的安慰和情感的依托,在景物和人性中追寻心灵的净土,带给人们温暖和力量,宣扬了一种温情主义的世界观以及追求爱和幸福的信仰。

在小说《黄鸡白酒》中,迟子建深情注视着故乡的人们,在娓娓述说之中浸润着关爱与同情。小说中的九旬老人春婆婆一生不乏苦难和悲剧,却有着良善的品质,春婆婆的内心对待感情是执着的、温情的,她在每年10月19日都会用心打扮,去到距离她的住所很远的中央大街,到这里寻找那块在她看来具有特殊意义的面包石,并在石头上叩击,说着“我来了……”原来这块面包石是20世纪20年代由春婆婆的爱人马奔亲自铺筑的,“下面埋藏着一双鞋样子,见证他们美好的爱情。叩击与抚摸花岗岩的动作,是一个苍凉的手势,追挽逝去的灵韵。然而那苍凉之中,又不乏温暖和感动。那手势,来自春婆婆,也属于迟子建。”[1]迟子建以一种充满人性温情的语调刻画普通人的真实世界,其小说拒绝苦难中的绝望和沉沦,在简单而清新的文字中对人性进行着哀而不伤的描述,她注意挖掘生于斯长于斯的古朴人性,呼唤真诚和善良、张扬关爱与美德,具有寻根与文化意识。

“一个艺术家担当世界的方式,就是用自己的作品,对人性的苦难与世界的灭亡作温情的抚慰,悲悯的哀吟,绝望的抗议。”[2]迟子建是一位内心满怀希望的温情主义者,其作品中的人物身上总有着人性的温暖,她以温暖的心态去宽恕世间的罪恶,坚持对人类进行灵魂和思想的拯救,用温婉的情怀表达坚实的幸福观念、深刻的婚恋困惑以及浓重练达的死亡意识。信奉温情的力量同时也是批判的力量,对于文坛乃至整个社会都具有深刻的文化意味。

二、挖掘小人物隐藏的人性光辉

迟子建说:“我作品的一大特色是,不管多么宏大的历史背景,我都是用小人物构筑的。小人物身上承受并体现着人生的风霜雨雪,文学就应该描写这些。”小人物的灵魂深处仍充盈着人性的光辉和智性的闪光。

迟子建在小说中不断宣扬无私帮助的美德,善良美好的人性散发着温馨和暖意,在小说《逝川》中,小渔村流行这样的说法,渔汛期没有捕到泪鱼的人就会遭遇灾难,但是为了给胡家延续香火,接生婆吉喜放弃了捕捉泪鱼的机会,为胡家接生出一对龙凤胎,在现实中找寻温暖,达到用情感人的目的,她坚持“大善小恶”的本质原则,坚信世间爱的力量是伟大的。

在小说《鸭如花》中,徐五婆引领逃犯走向心灵的救赎。作品中写了逃犯历尽艰辛逃出监狱只为了去父亲的坟前看看,在逃跑的过程中得到了徐五婆的关心和帮助,她不仅为他提供住宿、饭菜,而且还竭尽所能帮助他逃走,她的善行感动了逃犯去自首最终被枪决。迟子建的思想中从来没有大恶,在作品中以人与人之间博大的爱去宽容罪责,也揭示了人性的罪恶不是一成不变的。

迟子建动情地勾画了两性和谐的生存状态,歌颂人间的真情真爱,如《亲亲土豆》中的秦山、李爱杰夫妻;《踏着月光的行板》中的民工夫妇,爱情使人们在困境中相互扶持,在顺境中彼此温暖。她对温情的力量和人性善的信奉创造了充满人情人性的文学世界,以诗意的温情淡化人们对死亡的恐惧,以来自民间的朴素之心关怀着北国苍茫土地上的底层民众。迟子建通过饱含情感的汁液和世俗生活的烟火气息,表达着她对于伦理、道德、人性等精神内涵的执著。

三、朴素而唯美的悲悯情怀

迟子建说:“我认为文学写作本身也是一种具有宗教情怀的精神活动,而宗教的最终目的也就是达到真正的悲天悯人的精神活动。”其文学作品在苦难中凸显了人情美,作品始终贯穿着一种无处不在的、悲天悯人的民间情怀。她的目光始终投注在市井百姓身上,以亲近的民间视角饱含着爱和温暖去贴近每一个受难的心灵,以知识者感伤唯美的悲悯情怀实现精神和灵魂的返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