黑龙江有我们这个国家的东极和北极。从这里张望关内，比如汪曾祺人生轨迹中的要地高邮、昆明、上海、张家口、北京，一切都在我遥远的西南方向。一个黑龙江人阅读汪曾祺可有什么不妥？应该没有。对哪个作家进行“省市县”属地的归纳都是非常不合适的，所有的作家都是全国甚至是全人类的作家，不可能只是某个区域的。那么，我也是读者，而不是黑龙江的读者，我可以开开心心地读任何作家的作品。我猜得到，此时已有人张大了愤愤不平的嘴巴，良久难以合拢。

郭建光从芦苇荡警觉闪出，手持驳壳枪的英武形象，在四十年中一直深刻在我的记忆里不再漫漶。这是剧本《沙家浜》的封面。那时我是黑龙江某一偏远村庄的七八岁孩童。

邻居家也是队长家，他家的泥墙上贴着一串这样的郭建光。土炕中间的笸箩里，常常可以找到半本或者更少的《沙家浜》，大家用它来卷纸烟。封面纸张太厚，不太好用，就成了一幅一幅的墙画。

那时我还读“浜”为“兵”，更不知道《沙家浜》的主笔是汪曾祺。直到看过了村里剧团的演出，我才尴尬地纠正了“浜”的读音，却仍不理解它为什么不念“兵”。

既然剧本的封面是郭建光，他自然该是主角，但阿庆嫂这一角色似乎更加深入人心，扮演郭建光的三叔只好不断地摇头、叹气。扮演沙奶奶的杨坤就住我家东院，只有二十岁，她像不像沙奶奶我不清楚，但她化妆之后酷似她的母亲。我总是偷偷地想，为什么不干脆让她妈去演，还省得化妆不是？

郭建光的边缘化真的不怪三叔。许多年之后，也就是我不断阅读汪曾祺之后，才知道当初编剧们也曾煞费苦心，试图突出战士们的戏份，他们想尽办法东改西改，但终于没有改变阿庆嫂作为事实主角这一艺术接受史上的著名例证。

除了《沙家浜》，汪曾祺参与过《杜鹃山》的编剧，还改编过《红岩》，《山城旭日》他也分担过重要的写作任务……有一段时间，因为这些吃了不少苦头的汪曾祺，极不愿意提及样板戏。直到1988年，汪曾祺才陆续写了《关于“样板戏”》《我的“解放”》《关于沙家浜》《“样板戏”谈往》《关于于会泳》等诸多文字。内心安稳，不带情绪，有理有据，持论公允，这些篇什可以作为研究中国戏剧史、中国艺术史这一时段的重要参考资料。

其实，样板戏与黑龙江颇有渊源。

《智取威虎山》改编自曲波的长篇小说《林海雪原》，故事发生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地区海林市。2013年徐克的电影《智取威虎山》就来这里原地取景。电影和样板戏一样，突出了杨子荣孤胆英雄的形象，也极好地表现了解放军战士“穿林海，跨雪原，气冲霄汉”的战斗豪情。

《红灯记》的剧情，最早经由同名电影和沪剧《自有后来人》先后进入人们的视线，而哈尔滨京剧院则率先在国内将其搬上京剧舞台，更名为《革命自有后来人》，后来才更名为《红灯记》并成为中国京剧院的优秀保留剧目。至于作品中的人物原型，一说是在吉林省吉林市，一说是在黑龙江省海伦市，都有一定的可信度。

《红色娘子军》的编剧梁信，少年时代曾从吉林扶余流浪到黑龙江哈尔滨、肇东、安达等地，后来又从这里参军。数年以后，他又接到“转业到黑龙江漠河”的命令。转业之前他决定到自己战斗过的海南岛再看一看。正是这次海南之行，使他写出了电影剧本《琼岛英雄花》，即后来享誉全国的《红色娘子军》。“红色娘子军”本是南国英雄群像，但人物身上粗犷、豪放的精神气质应该与作者梁信的东北生活经历不无关系。

写《沙家浜》的汪曾祺也曾在哈尔滨住过几天。他知道哈尔滨有条松花江，有中央大街、秋林公司、欧式建筑，再有就是哈尔滨人特别能喝啤酒，非常爱吃冰棍……

汪曾祺至少曾大力提携过黑龙江的两位作家：一位是阿成，一位是萌娘。

汪曾祺曾给阿成的小说集《年关六赋》写过序言。“汪序”是汪曾祺文学主张的重要载体，整体水准极高。给人写序，皆为自传。他给何立伟、魏志远、徐卓人、曾明了、黑孩、先燕云写的序言，篇篇都是文论佳作，其功用不是针对某一位作家的具体叮咛，而是整个当代小说、散文创作重要的方向引领和行动指南。他是中国当代文学史有巨大贡献的参与者、见证者和推动者，他的意见弥足珍贵。

汪曾祺说：“我是很愿意给阿成写一篇序的。我不觉得这是一件苦事。这是一种享受。并且，我觉得这也是我的一种责任。”他觉得老作家对年轻人的态度不只是爱护，首先应该是折服，还引用了郑板桥《赠袁枚》之语：“君有奇才我不贫。”原诗上一句是“心有高朋身自富”，足见汪曾祺对后生晚辈一片殷殷怜爱、扶掖之情。这篇序言在“汪序”里属于精品、上品，在关于阿成的评论里起到的也是“定调”总纲的特殊作用。